2020年12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指出：“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后，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是‘三農’工作重心的歷史性轉移。”此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 。要從兩個視角來看待新形勢下“三農”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一是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視角看“三農”，得出的結論是“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二是從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視角看“三農”，得出的結論是“穩住農業基本盤、守好‘三農’基礎是應變局、開新局的‘壓艙石’”。“三農”問題之所以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受到如此重視，不僅因為不少地方農業農村發展、農民生活質量還滯后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要求，更因為從整體看，鄉村所特有的應當和必須發揮好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發揮。

城鎮與鄉村具有不同的功能，只有充分發揮好城鎮和鄉村各自的功能，整個國家才能持續健康地發展。因此，從國家和民族發展的角度看，城鎮與鄉村就是相互依存的命運共同體。無論城鎮或者鄉村，如果應有的功能得不到充分發揮，那么這個國家的發展進程就將是病態的、殘缺的。正因為如此，講鄉村振興，固然離不開加快鄉村的建設和發展，但更重要的還是著眼于振興鄉村所特有的功能。

城鎮的功能主要在于集聚、融合，鄉村的功能則主要在于守護、傳承。城鄉都要創新，但前提不同，城鎮的創新建立在吸引各方要素并集聚的基礎之上，通過融合來自四面八方的資金、勞動力、技術等要素來形成創新活力，不斷推出新技術、新理念，不斷創造新的生產和生活樣式，從而成為引領一個地域乃至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增長極。鄉村的創新，則必須建立在守護和傳承一個地域、一個國家生存發展的根脈之上，從而成為在社會變遷中維系民族和國家基因的錨鏈。

具體看，鄉村特有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的功能。這個功能是城鎮所不具備的。城鎮越發展，在城鎮集聚的人口越多，鄉村的這一功能就越重要。二是提供生態屏障和生態產品的功能。城鎮在國土總面積中所占比例很低，能夠起到維護整個國家生態安全功能的主體必然是鄉村。三是傳承國家、民族、地方優秀傳統文化的功能。城鎮的文化具有包容性，是多元化、多樣性融合而成的文化；鄉村的文化則更多地體現植根于本土、傳承于歷史的民族性、地域性特征。顯然，鄉村的這些功能都是城鎮所不具備的，發揮好鄉村的這些特有功能，對于國家抵御國際風云的變幻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是必不可少的。

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供給的功能

1949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只有2264億斤，1978年為6095億斤，2020年達到了13390億斤。從70多年來我國糧食不斷增產的角度看，應當說鄉村始終在努力發揮著這方面的功能。也應當看到，雖然2020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再創歷史新高，但當年我國糧食的進口量（包括大豆）也創下了歷史新高。這表明，我國自己生產的糧食和其他重要農產品的供給增長，趕不上國民消費需求的增長。這里既有總量問題，更有品種結構問題。

當前，我國糧食供求緊平衡的格局沒有改變，結構性矛盾剛著手解決，總量不足問題又重新凸顯。今后一個時期糧食需求還會持續增加，供求緊平衡將越來越緊，再加上國際形勢復雜嚴峻，確保糧食安全的弦要始終繃得很緊很緊。我國目前食物供求的總體狀況是：口糧自給有余，但飼料糧和油、糖、肉、奶等重要副食品自給不足，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度正在提高。目前進口農產品的數量，如按我國現有的生產水平計，相當于在境外利用10億畝以上的農作物播種面積。我國目前農作物播種總面積約在25億畝，而滿足國內居民的食物消費需求需要35億畝以上的播種面積。因此，從資源和技術的角度看，我國對國際農產品市場的依賴度已近30%。我國人均耕地和淡水資源的占有量，分別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50%和30%，在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居民食物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要求我國對所有農產品都實現自給，既不現實，也無必要。但是，我國作為一個有著14億人口的大國，在保障國民的食物供給安全方面，必須設定自身的底線，那就是：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

為此，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在落實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基礎上，不斷推進以良種培育為代表的農業科技進步，才能切實做到“藏糧于地、藏糧于技”，使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碗里裝的主要是中國糧。顯然，在這兩方面，我們一刻也松懈不得。

提供生態屏障和生態產品的功能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受到全社會的普遍認同，這對于促進我國生態環境改善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很多歷史遺留問題積重難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的，而對于工業化在生態環境方面造成的影響，更需要以科學的態度和行為來應對。1909年，時任美國農業部土壤所所長、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富蘭克林?H?金攜妻子考察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的農業，回去后出版了《四千年農夫》一書。在富蘭克林筆下，20世紀初的中國農民和農業，本身就構成了整個生態平衡中的一環：人從土里出生，食物、燃料和織物取之于土，瀉物、灰燼和破布還之于土，人的一生結束，又回到土中。一代又一代，正是這樣周而復始，中國人在這塊土地上耕耘了幾千年。因此，當時中國的農業不是和土地對立的農業，而是人、土和諧的農業。富蘭克林還在書中深情地寫道：“假如能向世界全面、準確地解釋僅僅依靠中國、朝鮮和日本的農產品就能養活如此多的人口的原因，那么農業便可當之無愧地成為最具發展意義、教育意義和社會意義的產業。”

回顧100多年前我國的農業農村，絕不是要回到只靠人力、畜力、自然力的自然經濟去。但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距富蘭克林訪華僅僅過去了112年，我國農村的生態系統和農業所處的自然環境就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別的不說，僅是棄用農家肥和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所引發的南方土壤酸化、北方土壤鹽堿化、東北黑土地退化，就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2019年，全國耕地的平均等級為4.76級（最高為1級，最低為10級）。對這些狀況如再不加以重視，我們的祖先曾經使用了5000年的土壤還能再持續使用多久？

碧水青山、藍天綠野，這是鄉村應有的自然景觀，也是人們所追求的幸福生活中的一份向往，但要發揮好鄉村作為生態環境守護者的功能，我們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功能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鄉村文明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這種文明的載體，耕讀文明是我們的軟實力。”我國傳統文化大體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理念、知識、制度。

理念，通俗地說就是做人的道理，是待人接物處事的規矩。我國鄉村的傳統文化中就包含著大量這樣的道理和規矩，如天人合一、師法自然、耕讀傳家、勤儉持家、尊老愛幼、鄰里和睦、守望相助等。這些理念，都是我國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積累養成的民族品格，是寶貴的民族精神財富。當然，在傳統文化的理念中，既有精華也有糟粕，而傳承優秀歷史文化的使命，關鍵在于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知識，是人們在漫長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對事物規律性的認識。我國鄉村傳統文化中有大量的知識傳承，如把握氣候變化的“二十四節氣”，以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等為代表的大量傳授農業知識和技能的古農書，各地農民總結的豐富的農業諺語等，北京頤和園里宮廷畫師和工匠奉命制作的《耕織圖》石刻畫廊等，都是人類知識的傳承。積累和傳授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能，是我國鄉村文化歷史傳承的一大特色，它使我國的傳統農業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以今天的眼光來審視，我國歷史悠久的傳統農業所積累的經驗，又在為突破“石油農業”的局限，開創綠色農業、生態農業的新局面提供深厚的知識和技能底蘊。

制度，是對機構和人的行為的強制性、約束性規范。我國歷史上形成的大量制度，有成文法，也有習慣法；有對政府行政行為的規范，也有對百姓民事行為的約束，其中有些制度對后世有著深刻的影響。例如，中國古代政府運用“糴”（糧價過低時買入）“糶”（糧價過高時賣出）之法，平衡市場糧食供求和糧價的舉措，就為現代國家調控糧食市場提供了重要借鑒。20世紀30年代，美國為應對經濟大蕭條而推出的“羅斯福新政”中，有一項作用巨大的農業政策“無追索權貸款”（農民可按預期的糧價向政府的農產品信貸公司貸款用于生產，收獲后如糧價高于預期，農民可向市場銷售后歸還政府貸款，從而盈利；如糧價低于預期，農民則可將糧食按預期價格賣給政府而不須歸還貸款，從而避免虧損），是由時任美國農業部部長華萊士提出的。華萊士在其日記中坦言，他是在讀到中國留學生陳煥章的博士論文《孔門理財學》后，受到中國古代政府在這方面做法的啟發而提出此項政策的。推而廣之，“糴”“糶”之法也可被看作現代各國政府在市場調控中采取“反周期”措施的鼻祖。我國歷史上形成的制度，固然存在一定的糟粕，但也有不少體現的是維系人們正常生活的社會常識。綿延了數千年的中華法系中，至少那些強調法治與德治相結合、誠信乃立身之本的精神，是我們應當挖掘和傳承的寶貴財富。

黨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實際上就闡明了鄉村應當發揮好的三大功能。同時指出，鄉村振興要靠生活在鄉村的居民，因此又要完善鄉村的社會治理、增進鄉村居民的福祉，這才能調動鄉村居民的積極性，努力發揮好鄉村應有的功能，為國家興旺、民族復興提供堅實的支撐。

在特定的歷史階段，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有些鄉村可能凋敝、衰敗，甚至滅失，但就整體而言，一個國家的鄉村永遠都不可能滅失。鄉村之所以不滅，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所特有的、無可替代的這些功能，因為這不僅是鄉村也是城鎮乃至國家持續發展都不可或缺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鄉村存在的價值就在于發揮它所特有的功能。因此，不能把鄉村振興簡單地等同于加快鄉村的建設和發展，而是重在振興鄉村所特有的功能。

（作者：陳錫文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